銀行代銷理財虧損權責如何認定?一起案子三審

2020-03-02 11:08

客戶購買理財產品虧損,法院的判決從投資者全責到代銷銀行全責,最終變為投資者承擔主要責任,三審三判耗時超五年,每次結果截然不同,到底發生了什么?

券商中國記者了解到,曾在2015年判代銷銀行全責而轟動一時的客戶訴銀行代銷理財產品第一案近日又迎來了反轉。

事情起源于2011年3月,63歲的胡某當時在某國有大行上海某支行購買了該行代銷的一款某基金公司發行的資管計劃,沒想到兩年后產品到期卻出現逾18萬元本金虧損,胡某于是一紙訴狀把支行告上法庭。

記者獲得的判決文書顯示,上海高院近日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胡某本人對本金損失承擔60%的責任,銀行承擔40%的賠償責任。

2011年3月中旬,63歲的胡某與某國有大行上海市某支行聯系,詢問有沒有和他之前投資的某款理財產品類似的產品,他想要購買。

銀行員工第二天電話告訴胡某,有一款主要投資于A股、股指期貨、基金、債券等的理財產品,并且介紹了產品特點、基本情況。

而后胡某到支行柜臺購買。不過根據銀行早前對胡某的風險評估,其風險承受能力評級屬于穩健型投資者,并不適合認購這只基金。

胡某就此書面承諾確認:已充分了解并知曉產品風險,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和投資能力購買該產品,本人自愿認購并承擔投資風險結果。

之后胡某簽署了100萬元的認購合同,合同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風險揭示、違約責任都作了約定,但合同文本后附的《股指期貨交易風險提示函》胡某未簽字。

同日,胡某向銀行提交個人理財產品交易信息確認表。胡某在基金交易憑條上簽字確認,并在憑條背面《風險提示函》下方簽字。

2013年3月理財產品到期后,胡某的投資發生損失。這下胡某不樂意了,向上海市徐匯區法院提起起訴,要求銀行賠償其虧損180642.62元,以及以該筆損失為基數計算的利息。

胡某提起訴訟的理由是:銀行沒有進行風險提示,向他銷售風險評級不相符的產品。而且沒有讓他在產品合同后附的《股指期貨交易風險提示函》上簽字,銀行有過錯。

徐匯法院最終在2014年提審此案,并于2015年1月審結,駁回了胡某的全部訴訟請求。法院認為:

首先,該產品并非由應訴銀行開發,后者只是代銷機構;胡某在認購時也已簽署《風險提示函》,代銷銀行盡到了合理的風險告知義務;

其次,胡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簽署了產品合同,也購買過類似產品,應當可以預判產品的風險程度;胡某也沒有證據指明銀行在代銷過程中存在誤導行為;

此外,對于《股指期貨交易風險提示函》上沒有胡某的簽字,徐匯法院認為,這只能說明銀行有瑕疵但不構成過錯,而且這個簽字和胡某的購買行為也沒有必然因果關系。

銀監局當時的回復是:銀行為胡某辦理代銷基金業務過程中,已經告知風險,并且胡某本人也簽署了基金風險提示函,沒有證據顯示銀行向胡某銷售風險評級不相符的產品。

胡某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后者于2015年4月立案受理,并在5月公開審理。

二審庭審中,銀行確認,向胡某銷售該理財產品時,沒有單獨對他進行風險評估,風險評估報告是在胡某認購這款理財產品前做的。

上海第一中院認為,此案爭議的焦點有三個:胡某與銀行是何法律關系?銀行在該法律關系下有無侵權過錯?銀行應該就侵權過錯承擔何種民事責任?

銀行主張,其與胡某之間是代銷法律關系。而法院認為,雖然合同沒有約定銀行要對胡某承擔合同義務,但銀行向胡某推介投資產品等行為,其法律后果應視為雙方實際上構成了金融服務法律關系。

基于該法律關系,銀行須承擔適當推介、風險提示等義務。法院認為,在推薦這款理財產品前,銀行并沒有對胡某進行評估。而且根據早前評估,胡某屬于穩健型投資者,銀行主動向他推介不適合的產品,應該認定為沒有履行正確評估及適當推介的義務。

法院認為,如果沒有銀行的不當推介,胡某就不會購買這款理財產品,所以銀行存在侵權過錯。即便胡某在風險提示函上簽字,還投資過類似產品并且盈利,也并不能免除銀行在締約前的適當推介義務。

上海第一中院認為,銀行的侵權過錯是導致損失的主要原因,因此改判其對胡某此次投資的損失承擔主要賠償責任,賠償胡某本金損失180642.62元。

另外,胡某自身也有過錯,他沒有按照自己的情況進行合理投資,所以他主張的賠償利息損失,二審法院并不支持。

2015年7月二審宣判后,這一判決結果迅速引起熱議。這類要求銀行就投資風險承擔責任的判決非常罕見,印象中是第一個判決銀行敗訴的案子,而且是改判。有律師表示。

銀行方面也不服二審判決結果,于是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后者在2016年9月作出裁定,由上海高院提審再審,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的執行。

再審中,銀行也提交了新的證據。其中之一是個人客戶風險評估問卷,證明胡某沒有認真對待風險評估,填寫的內容與實際行為不一致,法院也對該問卷的真實性予以確認。

另外一項證據則指向胡某是具備一定經驗的金融投資者。銀行提交的證據表明,胡某在購買該理財產品前,是新三板上市公司東方磁卡的股東,2015年起又從事股權投資等風險較高的投資行為,且金額較大。

上海高院再審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三:胡某的損失金額如何確定?銀行對胡某的資金損失是否有過錯?如果銀行有過錯,應該如何承擔責任?

胡某提出,銀行應賠償其本金損失180642.62元及相應利息損失。不過根據法院的計算,胡某的本金損失應為180357.38元。法院同時指出,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賠償金額應當以理財產品本金實際損失為限,因此不予支持胡某主張的利息損失部分。

至于代銷銀行對胡某的損失是否有過錯?上海高院認為,應該從雙方法律關系以及銀行應負義務入手加以分析。

上海高院首先認定,銀行與胡某之間確實構成金融服務法律關系。基于這一法律關系以及金融監管部門相關規定,銀行在開展理財業務時應負有兩項義務:一是對客戶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義務,將合適的產品賣給合適的投資者;二是對其銷售的理財產品有說明與風險提示的義務。

胡某主張,銀行存在主動推介的不當行為。對此,法院認為,胡某應該對他主張的事實負舉證責任,但就本案而言,并沒有證據足以證明銀行向胡某作了主動推介。

此外,結合胡某曾于該支行購買類似理財產品并盈利的相關事實,法院綜合考量認為銀行對于購買過程的陳述更為合理,對胡某主張銀行主動推介不予采信。

上海高院同時認定,銀行在履行風險提示義務上存在瑕疵。主要在于:胡某沒有在理財產品合同后附的《股指期貨交易風險提示函》落款處簽字。法院認為,無論最后該產品有沒有從事股指期貨交易,銀行都不能免除相關的風險提示義務。

針對爭議焦點三,上海高院認為,本金損失的分擔,應該結合雙方的過錯責任大小來綜合考量,最終判決胡某本人對本金損失承擔60%的責任,銀行承擔40%的賠償責任。

其中,胡某作為具備通常認知能力的自然人,此前購買過類似理財產品并盈利,還從事新三板投資、大額股權投資等風險較高的投資行為,他應當是具備一定經驗的金融投資者。

法院認為,胡某雖為穩健型投資者,但他對購買的這款理財產品發生虧損的風險應有所預期,并書面承諾愿意自擔風險,按照買者自負的原則,應該自擔本金損失的主要責任。

而根據銀行此前對胡某所做的風險承受能力評級結論,胡某并不適合購買高于其風險承受能力的理財產品。

法院認為,銀行在銷售過程中雖然已經履行了相關風險承受能力評估以及風險提示義務,但披露手續不夠完整,存在過錯,應對胡某的本金損失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銀行理財產品銷售領域的糾紛實屬常見,但走過三輪審判的就不多見了,更何況三次審判的判決結果迥然不同。

事實上,再審的結果更多的是在二審法院基礎上,進一步明晰雙方權責。有律師對券商中國記者表示。

在這位律師看來,整個案件的關鍵在于一審、二審法院中,對投資者、代銷銀行之間法律關系的認定。一審法院認定雙方只是代銷法律關系,二審法院則認定雙方為金融服務法律關系,兩種不同法律關系,導致兩次判決結果完全逆轉。

判決書顯示,銀行在就案件進行應訴、提起再審時,均主張自己只是基金管理人的代理人,與胡某之間從未達成任何書面或者口頭形式的理財顧問服務協議,雙方是基于代銷法律關系而形成的代理人與相對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代銷法律關系下,銀行對投資者的決策沒有影響,而且只有合理告知或風險提示的義務。也因此,一審法院認為銀行已經盡到了合理的風險告知義務,判投資者敗訴。前述律師稱。

而二審法院參照《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對理財顧問服務的定義,認為胡某的購買決定依賴于銀行提供的理財產品信息,銀行也為胡某提供了資金劃轉服務,認定雙方為金融服務法律關系。

與代銷法律關系不同,金融服務法律關系下,銀行的服務和投資者的購買行為是有因果關系的,銀行除了要做風險提示,也要承擔適當推介義務。前述律師稱。

再審法院也認可二審法院對雙方法律關系的認定結果,并根據胡某是新三板投資者,又在2015年從事大額股權投資等行為,確認胡某應系具備一定經驗的金融投資者,最終判決胡某自擔60%損失責任。

三審三判的背后,也是涉及投資者適當性義務的相關法規逐漸完善的過程。從判決書中看不到投資者適當性等表述,到是否履行適當性義務成為辯論核心。

據了解,在早期,由于相關規范性文件并不完善,法院裁定金融機構是否存在過錯,主要偏重于風險提示義務方面,適當性匹配義務并沒有被視作一項必要因素考量,金融機構也往往把抗辯和舉證的重心放在風險提示是否完全履行上。

因此,當時類似的金融消費糾紛往往以投資者的敗訴而告終。最關鍵的原因是,與投資者相比,銀行的證據充足和完備性明顯更高。有律師指出。

而二審法院對此案的判決之所以被外界廣泛關注,除了對雙方法律關系的認定扭轉外,還在于法律適用的變化。

判決書顯示,二審法院對雙方關系的認定主要基于《辦法》,對于適當性義務的解釋也源自《辦法》、《個人理財業務風險管理指引》,并據此認定銀行沒有履行正確評估及適當推介義務。

二審法院認為,雖然相關監管部門的規章并非法律法規,法律層級比較低,但其中涉及適當性義務的解釋是民法中平等原則及合同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體現,在相關法律法規還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當據此認定銀行的權利和義務。

一方面,早在2016年底,證監會就公布了《證券期貨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統一了此前散落于各規范中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規定,強化了金融機構的適當性義務,明確了金融機構違反適當性義務的法律責任。

此后,關于投資者適當性匹配的討論明顯增多,投資者以此為抓手主張違反適當性義務的責任承擔糾紛也呈上升趨勢。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又在今年7月就《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征求意見稿)》(下稱《紀要》)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經過4個月的征求意見,已于上周正式發布,刷屏金融圈。

《紀要》強調,賣方機構在向金融消費者推介銷售時負有適當性義務,如果未盡適當性義務導致金融消費者遭受損失的,應賠償金融消費者的實際損失。

此外,《紀要》明確指出,金融監管部門頒布的規章與法律和國務院發布的規范性文件的規定不相抵觸的,可以被法院引用作為審判依據。

雖然《紀要》并非法律法規,也非司法解釋,不能直接引用于案件審判,但法院審判在具體分析法律適用的理由時,可以根據《紀要》的相關規定進行說理。外界廣泛認為,這將對現有金融糾紛案件審判造成重大影響。

早在2016年《證券期貨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公布后,廣大銀行就對理財產品銷售的前中后臺進行大改造,并引入雙錄等流程和設備,加強風險提示的留痕。

但代銷產品由于現實存在的業績導向、傭金導向問題,銀行數量、涉及銷售人員也太多,難免有個別客戶經理銷售時發生一定的操作風險甚至道德風險。

其中,權益類、衍生品類等相對較高風險的產品一旦發生損失,就極易引發投資者投訴,乃至最終演變為訴訟,成為客戶轉嫁風險的手段。

代銷銀行在類似案件中通常被確認為被索賠對象。這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銀行的服務和投資者的購買行為形成因果關系,就必然要承擔適當推介和風險提示義務,代銷銀行也要對履行適當性義務承擔舉證責任。

一言以蔽之,將合適的產品賣給合適的投資者。適當性義務的履行是賣者盡責的主要內容,也是買者自負的前提和基礎。

因此,銀行通常在引入外部產品環節就嚴格規范。據了解,代銷銀行總行需要單獨對外部產品進行審核及風險評級,此前還有下調原有評級的可能,但現在只會基于原有風險等級上調。

到銷售環節,即便是雙錄完整,依舊可能發生突破銀行內控的操作風險。比較常見的情況是,客戶經理引導投資者不斷修改風險測評,直到匹配產品等級。

對類似客戶經理將個人風險轉移至銀行的行為,銀行也在不斷內控管理力度,包括嚴格處罰制度、神秘人暗訪等。另外,也有銀行在對投資者做風險測評時,設定某些題目的回答短期內無法修改,減少作弊的可能。

有律師認為,對金融機構要求嚴格一些是對的,在前端就嚴格落實金融機構的責任、要求,也減少了后續的糾紛和訴訟風險。

但即便如此,投資者與代銷銀行的類似糾紛恐怕也很難完全消失。由于投資者教育仍存在諸多不足,部分投資者對于剛性兌付的預期仍然居高不下,賺少了都不樂意,更何況發生損失。

一位華南城商行分行行長表示,在投資者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發生損失時,要做的并不是一味地把責任推向某一方,而是買賣雙方都要明確權責。

任何一筆交易都有買賣雙方,錯誤的購買行為有可能是源自賣方機構的誤導,也可能是買方對自身情況的不了解、對理財產品信息的漠視等,尤其是寄望于銀行的剛性兌付,這是很常見的。上述行長稱。

事實上,法院在做銀行敗訴決定時也比較慎重,結果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類似的案件已經超脫了普通民事案件法律邏輯上的判罰,還需要考慮社會影響、金融穩定,畢竟單個投資者勝訴后可能導致大量投資者隨后陸續起訴。上述律師表示。

聲明:證券時報力求信息真實、準確,文章提及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實質性投資建議,據此操作風險自擔。

權責 代銷 案子